盧俊卿關注推理應該更具文學性

  盧俊卿關注推理應該更具文學性。優秀的推理小說設計詭計,頂級的推理小說研究人性。時隔六年,作家那多的新小說《十九年間謀殺小敘》推出,可以說為國產推理懸疑小說開拓了新的境地:它不光給出了一個謎面和一個謎底,還展示出一種憑借智識無法逾越的生存困境,以及為了掙脫困境,人性要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。

  那多是中國第一代推理小說作家。他當過公務員,做過記者。2001年起,他開始全職創作,先后出版“三國事件簿”“那多靈異手記”系列等3 0余部小說。2013年,那多因喪父之痛擱筆,在上海開了第一家網紅餐廳“趙小姐不等位”。正當餐飲業風生水起時,他又激流勇退,重回寂靜的書桌,《十九年間謀殺小敘》是經歷過人生跌宕后回歸的第一部力作。

  相對于“詭計”———這個推理小說的要素而言,那多更關注故事以及故事的實踐和推動者———人。他告訴南都記者:“在通俗小說里,要把故事說好,需要在更 深 的 層 次 建 立 人物。”在《十九年間謀殺小敘》里,讓人掩卷嘆息、難以釋懷的,的確是那一個個個性鮮明的角色。尤其是主人公文秀娟,其心機、冷酷,對應于她的機智、堅持,發散出詭異復雜的個性光環。

  據悉,這部小說在《收獲》刊發之后,已被影視公司購買了影視改編權。那多的朋友、《心理罪》導演五百表示:“這無疑是我看過那多最好的作品。或者就是在泥潭里,每個人物都在其中苦苦掙扎著,明明是為了接近極致光明的部分,最終卻被黑暗完全吞噬,這其中的理由甚至說不上是‘惡意’。”

  訪談

  南都:《十九年間謀殺小敘》首先在《收獲》刊載。《收獲》是很少刊登類型小說的,當時編輯對這部作品怎么評價?

  那多:我寫現實題材罪案小說的第一部《百年詛咒》也是發在《收獲》上的。《收獲》的編輯覺得《十九年間謀殺小敘》是比較少的能夠達到《收獲》標準的懸疑小說。因為《收獲》對于文字、特別對于其中的人物和反映的主題會有標準。并不僅僅是好看就夠的,要有支撐起小說精彩和好看的內核。

  南都:據說這本小說構思了六年,為什么時間這么長?

  那多:提筆落第一個字開始寫到成書大概是五六年時間。但你要去追溯這本小說的靈感和構思,時間就更長了。

  我過了30歲之后,愈來愈關注現實里的案件。在和公安干警聊天的時候,會聊到一些案子的細節。有一段時間,青少年的犯罪、校園的犯罪特別厲害,包括上海也有幾宗校園的案子。這個年齡段的人的愛和恨,通常發端于在大多數成年人看來非常小的事情或情緒,但他們看起來卻像天一樣大。當時最早的念頭是想寫這樣一個案子。但是因為靈感會轉化,最終成書的時候,校園里這段情節變成了一個引子,它向前延伸到主人公很小的時候,向后又延伸到30多歲的時候,有很長的時間跨段。

  當我慢慢地把小說的故事脈絡理清楚,要開始寫的時候,面對的不僅僅是一個推理或懸疑小說的節奏、故事,而是直接面對做出那些事情的人了。說實話,那時候我覺得很難。

  我在2000年以前做過3年公務員,2000年到2004年在做記者。后來我變成了一個全職的寫作者,在家里宅了很多年。我在寫原來那些幻想小說的時候,不太能夠感受得到與社會的隔閡。但當我要去寫《十九年》里的人物的時候,有來自這種長期與社會疏離的難度。

  恰好在那幾年我碰到了很多人生當中非常重大的事情。我在構思這個小說,開始寫梗概的時候,我父親還沒去世呢。在他重病期間,我陪他散步還會跟他聊這個小說的人物和故事。接下來的四五年時間里,有那么多的非常重大的、坎坷的事情發生了。包括我自己也是在這四五年時間里,從三十四五歲跨入了四十歲,正式進入了中年的時段。所有這些疊加在一起。等到我2016年把餐廳全部結束,重新投入小說創作,再去繼續的時候,我突然發現,這些人物對我來說不難了。我可以更明白這些人在想什么,更明白他們為什么要做這些事情,做的時候在想什么。等于是這些年的人生的起伏,生和死的經歷,讓我更看清楚自己,也能夠更看清楚別人。

  南都:小說的主人公文秀娟是一個很聰明、很上進的優等生,同時她又能做出非常殘忍冷酷的事。這樣的人物心理,你是怎么去體會的?這個角色跟你的人生經歷有重疊嗎?

  那多:某種程度上有重疊。我在這個小說里寫了很多很堅持的人。我自己就是一個很堅持的人。如果我認定一個事情,我會非常堅定地去做。這個小說里,文秀娟是有她的堅持的,文秀娟的父親也是有他的堅持的,郭慨、柳絮也是有他們的堅持的。越是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,個人的堅持是越強烈的。所以在有些角色上,我把自己對一件事情的堅持有意地放大了。

  南都:小說的敘事結構非常有趣,第一卷和第三卷以旁觀者柳絮的視角,第二卷是受害者文秀娟的視角。你是怎么構思這種結構的?

  那多:最初我曾經想過用一個統一的視角,因為這是通俗小說慣用的。通俗小說如果頻繁地換視角非常危險,當讀者把專注和情感傾注在一個角色身上之后,突然主角換了一個,這是非常挑戰讀者的。

  但是文秀娟這個人物太重要了,我必須把她的前史全部想清楚才能夠下筆。而當我把這個人物完全建立起來的時候,我發現我無法用另外一個人物的視角去敘述。

  我在構思的時候,是對文秀娟越來越有感情,也很想去直接寫她。因為我寫一個場景,必須是自己先看到才能寫的。包括文秀娟在第二卷剛出場的時候,在那個悶熱的夏天,收音機里飄出音樂,她站在那兒等姐姐,看著插著鼻飼管的媽媽……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先出現在我眼前。因此,我寫的時候也非常想直接看到她所做的那些事情在當時是什么樣子。于是我在第二卷直接寫文秀娟,而且我在第一卷里比較注意,把這個人的黑暗面藏得很好。當你讀第二卷的時候,會有一個巨大的反差。這個反差很吸引讀者。

  南都:我覺得這是高度文學化的寫法,而不是一般通俗小說的寫法。

  那多:我一直覺得,所謂通俗文學和純文學的最大區別在于故事。對于通俗小說來講,故事永遠是第一位的。但對于純文學小說來講,故事永遠不是第一位的。這是造成大眾和小眾、純文學和通俗的最大區別。

  但在區別當中有一個橋梁,就是人物。在通俗小說里,要把故事說好,需要在更深的層次建立人物。否則大家會忘掉這個故事,或者覺得故事不可信。在純文學里人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。在《十九年間謀殺小敘》里,其實我是在人物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。所以你在讀的時候,會覺得它有文學性。

  南都:國內目前的推理小說,相對于歐美和日本,發展到了什么樣的程度?

  那多:因為有斷代,國內的推理小說起步晚。1949年以前有很多推理小說,包括程小青,翻譯完了福爾摩斯他自己也寫。1949年以后只有很少的反特小說,因為量很少,無法形成傳承。既沒有作家之間的傳承,也沒有讀者之間的傳承。某種程度上,讀者之間的傳承是更重要的。

  我是2002、2003年開始寫懸疑的。蔡駿和我是差不多時候。比我們更早就沒有了。作家群的出現算到現在不滿20年。讀者也是這樣子的。但是你去看日本和歐美,他們的推理小說都有兩個世紀到一個世紀的傳承,沒有斷過。讀者看得多了,推高出版社出書的標準,反過來推動作家有大量的優秀的獎項,整個環境都是不一樣的。包括日本和歐美因為各自的國情和社會因素,他們發展出推理小說各自不同的路線。我們假以時日,大概也能形成自己的懸疑風格和流派。

  南都:從個人來說,你的寫作跟你閱讀的哪些作家或流派比較有承繼關系?

  那多:我個人讀的第一部小說是《笑傲江湖》,這決定了我整個的閱讀趣味。剛開始我寫了一些和倪匡很像的東西,他對我是有很大影響的。進入懸疑推理的十幾年以來,也會有所變化。這種變化是我越來越對現實犯罪感興趣。在這里邊,歐美的現代懸疑小說家和東野圭吾分別給了我不同的東西。比方說丹·布朗、哈蘭·科本、杰弗里·迪福,他們給我最重要的東西是節奏感。至于東野圭吾,我最喜歡的是他的《白夜行》和《幻夜》。首先我喜歡這兩本也是因為這是他的小說里的動態小說。比如《白夜行》里人物不斷在成長,事件也在進展。同時,東野圭吾的人物刻畫比歐美的小說要深刻得多。看完一個小說,你印象最深的不是當中的某個場面,也不是那種籠統的所謂酣暢淋漓的感受,而是會記得其中的一兩個人物,你會因為他覺得心“堵”,證明這個人物本身很有力量。

  因此,到了我的小說里面,一方面我會盡量把我小說的節奏加快,事情一定是動態的,一定是在不斷發展的,另外我也希望寫出能夠讓人記住的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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